你是否曾注意过自己，当你的朋友同时在做某件事时，你会更乐意去做这件事？在青春期，能够与朋友们打成一片非常重要，我们时常受到他人的影响，这些再正常不过！有时候，同伴间能够相互影响去做一些帮助他人的好事，因为青春期的身体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指引着个体的社会行为，包括“社会脑”的发展，这都有助于青少年对自己和他人有更全面的认识，以及个体荷尔蒙水平的变化。本研究以136名11至14岁的青少年群体为样本，研究发现同伴间的相互影响会使青少年做出有利于他人的亲社会决定。此外，个体的亲社会从众行为与较高的睾酮和较低的皮质醇有关，同时激活了负责“社会脑”的相关脑区，该研究揭示了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与青少年同伴影响间的复杂关系。
同伴、大脑与荷尔蒙
想象你在学校努力学习了一整天：上午专心听讲，阅读，并且提前完成了作业。经历了一天辛苦的学习，你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自由活动时间的铃声响起。然而，当你正准备好好休息一番时，老师问你是否愿意利用空闲时间，来帮着给一家当地的慈善机构回信。此刻疲惫不堪的你会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吗？你当然知道这是在行好事，但你已经学习得很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假如你看到你的朋友留下来参与回信任务，那么，你会选择同他一起吗？
通常情况下，青少年会根据他们的朋友或同学的行为表现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选择，因为在青春期与朋友们打成一片是很重要的。这种对于融入集体的渴望激励着青少年们的行为，他们甚至可能为了让自己更受欢迎而去迎合同学和朋友（1,2）。虽然有些人认为同伴从众行为是不利的，但这些行为也有其积极的影响! 研究表明，青少年会受到同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亲社会行为是指旨在让他人受益的行为，如志愿服务、捐赠和无私分享等。这意味着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会受他人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从而做出利他的行为与选择!
青少年的大脑在青春期经历着巨变，交友及各类社会信息对青春期大脑来说格外重要。例如，社会脑（如颞顶联合皮层，简称TPJ；后侧颞上沟，简称pSTS）帮助人们注意并处理社会信息（如面部表情和社会规范），同时，这些脑区也与人们做出亲社会的行为有关。
和大脑一样，荷尔蒙在社会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荷尔蒙是体内的一种化学物质，它可以发送信息来协调各种身体机能。你可能听说过两类荷尔蒙，即皮质醇和睾酮素。你可能了解到，皮质醇与压力有关，而睾酮素与青春期情绪有关。虽然这些荷尔蒙是客观存在的，但事实上这两类荷尔蒙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此外，这些荷尔蒙会协同你的大脑一起来影响行为。例如，当睾酮素升高时，负责处理奖赏的脑区（如腹侧纹状体）会变得更加活跃。在某些社交场合，这能够激发那些想让自己更受欢迎的青少年去做出改变 [4]。相反，当皮质醇较高时，这些对奖赏敏感的脑区将变得不那么活跃，这可能促使个体不愿意开展社交活动。
睾酮素和皮质醇对个体的社会行为有相反的作用，这一现象被称为双重荷尔蒙假说，这一假说表明睾酮素对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个体的皮质醇 [5]。多数关于“双荷尔蒙假说”的研究主要探讨睾酮和皮质醇与个体好胜心的关系。然而，有的研究人员认为荷尔蒙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社会环境因素。因此，如果帮助他人会让对方更喜欢你，那么睾酮素和皮质醇也同样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研究人员试图解答如下两个问题：（1）青少年做出顺从同伴的亲社会行为是否取决于他们的皮质醇和睾酮水平？（2）倘若如此，哪些脑区参与了亲社会从众行为？我们假设高睾酮素和低皮质醇可能与亲社会行为以及负责社会行为和奖励处理的脑区更大激活有关。
本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研究人员招募了具有不同种族背景（36%拉丁美洲人，29%白人，22%黑人，12%其他种族）的136名年龄在11至14岁之间的青少年志愿者（其中女性为69名），让他们参与一个游戏，并对其大脑活动进行扫描追踪，即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简称fMRI），该技术利用血液的磁性来追踪大脑血流量的变化，流向某个脑区的血流量增加意味着该脑区被激活或正在执行任务。除此之外，通过采集志愿者的头发样本测量其荷尔蒙水平。
在扫描前，研究人员会告诉志愿者，其所在的研究小组与当地十家慈善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志愿者会了解到每家慈善机构的标志及其服务目标，并要求他们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三家机构；另外，在完成扫描后，他们可以选择利用10分钟休息时间参与帮助慈善机构填写捐款信。他们还被告知，另一名志愿者也参与了同样的游戏，而这名志愿者实际是一名假定同伴，研究人员假定该同伴与志愿者来自同一年级的同一所学校，且具有相同年龄和性别。
在第一轮中，参与者在屏幕上看到他们最喜欢的三个慈善机构之一，并自主选择他们想要奉献多少休息时间来为这家慈善机构回复信件。他们可以在0到9分钟之间选择任何时间。第二轮是 "同伴观察"。在这一轮中，志愿者会在显示屏上看到同伴愿意为慈善志愿服务奉献多少时间，随后参与者必须选择相同的时间。例如，如果同伴奉献了5分钟的休息时间，志愿者也要贡献5分钟。其中，一半的志愿者观察到他们假定的同伴平均奉献了8分钟的休息时间，展现了高亲社会的行为表现，而另一半参与者观察到其同伴平均只付出了2分钟的休息时间。
最后，在第三轮中，参与者再次独立选择他们休息时间的多少来奉献给他们最喜欢的三个慈善机构之一。在fMRI任务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里，参与者要么休息10分钟玩游戏，要么填写信封。如果他们在填写信封，我们随机选择参与者认为最重要的三家慈善机构之一，参与者在任务期间向他们展示该慈善机构时，按照他们所选择的时间填信封。如果他们选择的时间在10分钟以内，参与者将在剩下的10分钟时间里玩游戏。例如，如果他们在任务中选择6分钟填写信封，他们就可以用剩下的4分钟玩游戏。图1展示了我们的研究设计。
图1-该图显示了参与者完成的亲社会影响任务。在第一轮中，参与者看到了一个类似于左图的屏幕，并独立选择了他们想为自己选择的慈善机构贡献多少分钟。在第二轮中，参与者被要求观看一个假的同伴的选择，并与同伴选择的分钟数相匹配。在第三轮中，参与者再次能够自己选择捐献多少分钟。同伴具有较高亲社会性的参与者平均贡献了8分钟，而拥有并不亲社会的同伴的参与者平均只贡献了2分钟。
同伴关系与荷尔蒙水平影响亲社会行为及大脑活动
首先，在第二轮中，研究小组考察了通过观察或参照假定同伴的决定是否会改变志愿者的决定。在志愿者观察假定同伴的行为之前，看到高水平亲社会的同伴与看到低水平亲社会的同伴在选择贡献的时间上面没有区别。然而，在这一轮同伴观察后，那些看到高水平亲社会同伴的志愿者愿意付出更多时间，而观察到低水平亲社会同伴的志愿者则选择了奉献更少的时间，也就是说，志愿者依照假定同伴奉献的时间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意向。
图 2 - 青少年受同伴行为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在第一轮同伴观察之前，青少年投入了相同的时间服务于慈善机构。在第三轮同伴观察之后，发现高亲社会倾向的青少年（蓝色条状）比观察前投入了更多的公益服务时间，而观察到低亲社会倾向的青少年（灰色条状）比观察前付出了更少的公益时间。
该研究还表明，青少年受同伴亲社会行为影响作出决定的行为与荷尔蒙水平有关。对比不同荷尔蒙水平的志愿者，高睾酮和低皮质醇水平的志愿者更倾向于顺应亲社会行为的同龄人。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双荷尔蒙假说，该假说表明睾酮水平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皮质醇水平。这些发现也启示我们:荷尔蒙间不是孤立工作的，而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影响我们的行为。
通过分析fMRI的数据发现，当青少年受到亲社会的假定同伴影响时，皮质醇和睾酮的相互作用会相应地激活哪些脑区。结果显示，对具有高睾酮和低皮质醇水平的青少年来说，其亲社会从众行为激活了其后颞上沟和颞顶联合处两大脑区。如前所述，该两大脑区参与了发挥“社会脑”的关键作用。此外，脑岛也出现了高度激活，该脑区已被证明在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时会被激活，而眶额皮层和尾状核则与学习和合作的奖赏有关。这些发现表明，高睾酮和低皮质醇可能与开展亲社会行为所带来的对社会奖赏的敏感度有关。
图 3 - 当青少年受到积极的同伴影响时，某些脑区会被激活。
当高水平睾酮、低水平皮质醇的参与者迫于同伴压力而奉献出更多时间用于慈善事业时，红色圈出的区域是大脑中更活跃的部分。当这些人在受到积极的同伴压力时，大脑中的后颞上沟/颞顶交界处（pSTS/TPJ）、眶额皮层（OFC）、脑岛和尾状核区域会表现出更多的激活。所有这些脑区对于处理社会信息（如他人的行为）和奖励（如向慈善机构捐款的积极感觉）都很重要。
研究启示
尽管我们并不提倡同伴从众行为，但这项研究结果表明效仿同伴行为有时是有益的。同样，高水平的睾酮通常被认为是不利于个体发展，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睾酮与攻击性行为存在关联。本研究表明，睾酮对我们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即亲社会或反社会行为是否被同伴所模仿)以及皮质醇水平的个体差异。高水平睾酮、低水平皮质醇的个体会有更强烈的亲社会从众倾向。因此，在社会环境与生物学基础的共同作用下，帮助我们做出决定。本研究还强调了与具有亲社会倾向的同伴交往与相处的重要性。如果你身边有热心且乐于助人的小伙伴，很有可能你自己就是个热心肠!下次如果老师问大家在课间休息时是否愿意帮着为慈善机构写写志愿信，请别着急，你的选择很可能会受到同龄人的影响，当然你也可能是影响他人选择的那个热心肠!
术语表 Glossary
同伴从众（Peer Conformity）：选择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态度。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对他人或集体有益的行为。
社会脑（Social Brain）：大脑中与注意和处理社会信息以及激励社会行为有关的区域。
皮质醇（Cortisol）：一种与个体压力反应有关的荷尔蒙。
睾酮素（Testosterone）：一种与青春期、寻求社会地位等行为有关的荷尔蒙。
双重荷尔蒙假说（Dual Hormone Hypothesis）：一种认为皮质醇和睾酮共同影响社会行为的理论。
假定同伴（Peer Confederate）：研究中假定的同伴，与实际志愿者的年龄、性别、学校和年级相匹配。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Li, Y., and Wright, M. F. 2013. Adolescents’ social status goals: relationships to social status insecurity, aggres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 Youth Adolesc. 43:146–60. doi: 10.1007/s10964-013-9939-z
[2] Brechwald, W. A., and Prinstein, M. J. 2011. Beyond homophily: a decade of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peer influence processes. J. Res. Adolesc. 21:166–79. doi: 10.1111/j.1532-7795.2010.00721.x
[3] Choukas-Bradley, S., Giletta, M., Cohen, G. L., and Prinstein, M. J. 2015. Peer influence, peer statu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peer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s’ intentions to volunteer. J. Youth Adolesc. 44:2197–210. doi: 10.1007/s10964-015-0373-2
[4] Terburg, D., Morgan, B., and van Honk, J. 2009. The testosterone–cortisol ratio: a hormonal marker for proneness to social aggression. Int. J. Law Psychiatry 32:216–23. doi: 10.1016/j.ijlp.2009.04.008
[5] Mehta, P. H., Welker, K. M., Zilioli, S., and Carré, J. M. 2015. Testosterone and cortisol jointly modulate risk-taking.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56:88–99. doi: 10.1016/j.psyneuen.2015.02.023
引文 Citation
Kreidell K and Duell N (2023) When “Peer Pressure” Is Positive. Front. Young Minds. 11:1108335. doi: 10.3389/frym.2023.1108335
中文引文 Chinese Citation
Kreidell K and Duell N (2023) 当同伴压力成为彼此的动力. Front. Young Minds. 11:1108335. doi: 10.3389/frym.2023.1108335
作者 Authors
Kennedy J.Kreidell，Natasha Duell
小小评阅人 Young Reviewers
丁慧添，16岁 程一然，15岁 Alex, 12岁
编辑 Editor
左西年
科学顾问 Science Mentors
陆秋宇 Won Chan Oh
中文翻译
丁慧添 程一然
翻译指导&编辑
陆秋宇
中文审校
左西年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