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等单位的研究团队在《eLife》（中科院1区top期刊）发表题为 “Human neurocomputational mechanisms of guilt-driven and shame-driven altruistic behavior” 的研究论文。eLife 编辑团队对该研究的学术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研究发现具有重要性（important），且证据力度充分、说服力强（compelling）。此外，eLife 宣传团队还专门为该研究撰写并发布了新闻宣传稿(https://elifesciences.org/for-the-press/0e8faebe/scientists-unravel-neural-networks-that-guide-guilt-and-shame-driven-behaviours)。
在社会互动中，当个体因自身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往往会体验到一系列道德情绪，并据此调整后续行为。其中，内疚（guilt）与羞耻（也称为丢脸，shame）被视为核心的两种道德情绪，广泛参与规范遵守、合作、道歉与补偿等社会行为过程。尽管二者常在道德违规后同时出现，但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它们在认知评价、动机指向及行为后果方面并不相同(Haidt, 2003; Tangney & Dearing, 2003)。
已有研究指出，内疚更多关注个体行为对他人的伤害后果，而羞耻则更多指向自我形象及其在他人眼中的评价。这种功能差异提示，内疚与羞耻可能服务于不同的适应性问题：内疚促使个体修复对他人的不当伤害，而羞耻则帮助个体避免社会贬值与声誉损害(Landers et al., 2024; Sznycer, 2019)。然而，哪些认知因素会分别触发内疚与羞耻？这些情绪又是如何被转化为具体的补偿性利他行为？其背后的计算神经机制仍不清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真实社会情境中，道德违规往往同时涉及伤害程度（harm）与责任（responsibility）。当多人共同导致不良后果时，个体如何整合这两类信息，并由此产生不同强度的内疚或羞耻，进而影响补偿决策，是道德情绪研究中的关键问题。针对这一空白，亟需结合神经影像与计算建模的方法，从机制层面系统揭示内疚与羞耻的形成与行为转化过程。
在行为层面，研究人员首先发现，伤害程度与责任水平都会显著增强个体的内疚和羞耻体验。然而，更精细的分析显示，这两种认知因素对情绪的影响并不对称：伤害程度对内疚的影响显著强于对羞耻的影响，而责任水平对羞耻的影响则显著强于对内疚的影响（图1）。这一结果在同一实验框架下，直接验证了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预测：内疚更敏感于个体对他人造成的实际伤害，而羞耻则更敏感于个体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分析补偿行为发现，尽管内疚和羞耻都会促进补偿性利他行为，但内疚对补偿的推动作用显著强于羞耻。这一差异并非由于两种情绪体验强度不同，而反映了它们在行为转化效率上的本质区别。
在行为层面，研究人员首先发现，伤害程度与责任水平都会显著增强个体的内疚和羞耻体验。然而，更精细的分析显示，这两种认知因素对情绪的影响并不对称：伤害程度对内疚的影响显著强于对羞耻的影响，而责任水平对羞耻的影响则显著强于对内疚的影响（图1）。这一结果在同一实验框架下，直接验证了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预测：内疚更敏感于个体对他人造成的实际伤害，而羞耻则更敏感于个体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分析补偿行为发现，尽管内疚和羞耻都会促进补偿性利他行为，但内疚对补偿的推动作用显著强于羞耻。这一差异并非由于两种情绪体验强度不同，而反映了它们在行为转化效率上的本质区别。
图1. (A) 与羞耻相比，伤害对内疚的影响更强。(B) 与内疚相比，责任对羞耻的影响更强。 (C) 与羞耻相比，内疚对补偿行为的影响更大。(D) 被试在整体水平上的内疚与羞耻体验强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计算建模方面，为刻画个体在补偿决策中的潜在心理计算过程，研究人员构建并比较了多种计算模型。结果表明，最优模型假设个体在决策时以“伤害 ÷ 责任人数”的形式对信息进行整合，即对“每个责任人平均应承担的伤害”进行估计。模型结果还显示，在补偿决策中，个体往往忽略自身经济利益，围绕一个主观的“应补偿基线”进行调整。
在神经层面，研究发现纹状体与后脑岛会对“平均责任伤害”这一整合指标进行表征（图2）。在情绪敏感性方面，个体将责任信息转化为羞耻的倾向，与颞顶联合区和颞上沟这些与心理理论有关的脑区的活动密切相关。在补偿行为的神经基础方面，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同时参与内疚驱动和羞耻驱动的补偿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左外侧前额叶皮层会更强地参与羞耻驱动的补偿行为，提示羞耻相关补偿可能涉及更多的策略性思考。
图2. (A) 背内侧前额叶、辅助运动区以及颞极的活动与内疚驱动的补偿敏感性显著相关。(B) 背内侧前额叶、辅助运动区、左右侧顶下小叶以及左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与羞耻驱动的补偿敏感性显著相关。(C) 左外侧前额叶与羞耻驱动的补偿敏感性之间呈现出较内疚驱动的补偿敏感性更强的正相关趋势。
综上，该研究通过行为实验、计算建模与神经影像的有机结合，系统揭示了内疚与羞耻在认知前因、计算机制及神经实现层面的差异。研究验证了功能主义理论关于道德情绪的核心假设。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主要基于健康成人样本，且情绪体验的测量依赖事后报告，未来研究可结合实时情绪测量、脑刺激技术或发展性样本，进一步检验相关机制的因果性与普遍性。尽管如此，该研究为理解道德情绪如何塑造社会行为提供了重要启发，并对心理障碍中内疚与羞耻的干预、道德教育及社会规范设计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中山大学的朱睿达副教授，通讯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超教授。其他作者还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王浣清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的封春亮副教授，中山大学的殷琳媛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然硕士，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曾毅研究员。论文得到了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2021ZD02005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200884、32441109, 32271092, 32130045）等的资助。
原文链接：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107223
课题组网站：情绪与道德认知实验室欢迎您 (bnu.edu.cn)
参考文献：
Haidt, J. (2003). The moral emotions. In R. J. Davidson, K. R. Scherer, & H. H. Goldsmith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pp. 852–8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ders, M., Sznycer, D., & Durkee, P. (2024). Ar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bout the self? Testing competing theories of shame and guilt across two disparate cultures. Emotion, 24(5), 1–12. https://doi.org/10.1037/emo0001321
Sznycer, D. (2019).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3(2), 143–157.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18.11.007
Tangney, J. P., & Dearing, R. L. (2003). Shame and guilt. Guilford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