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托举一生

——悼念恩师彭聃龄先生

惊悉恩师彭聃龄先生仙逝，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作为跟随先生从本科、硕士一路走到博士毕业的学生，这份悲恸已无法用言语衡量。

初见彭老师是大二那年，各领域的老师来班里宣讲，邀请学生到自己实验室去学习实践。在一众教授中，彭老师那份由内而外散发的亲切与认真，瞬间吸引了我。我决定选择到彭老师的组去学习，从参加每周组会开始。

初入实验室的日子并非坦途。我对中文的认知加工研究领域一窍不通。面对深奥的学术词汇，我也曾像许多初学者一样感到迷茫，甚至在枯燥的理论和论文面前昏昏欲睡。

但彭老师一贯以来对学生从未强求，他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希望学生做科研动力要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在他的实验室组会上，从来没有生硬的灌输，只有大家畅所欲言，对实验细节各抒己见、对推理逻辑反复探讨推敲。他鼓励我们在中文认知加工的领域内自由探索，支持我们那些稍显稚嫩甚至异想天开的思路。正是在这种包容下，实验室每一个成员都自由发挥，往往就能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精彩火花。

经过两年多组会的耳濡目染，并在真实的项目中参与了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和论文写作，我逐渐对科研工作有了初步体会，也萌生了继续读研的想法。

我的大学成绩并非拔尖，所以没有获得保研资格。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我最终通过了考研的初试和复试。2001 年的那个秋天，我正式成为彭老师的研究生。

回想起来，我学术生涯的每一个关键转折点，都得益于彭老师的信任与托举。

在研究生的头两年，我就有机会深度参与了实验室开展的脑成像研究。当时在心理学界做脑成像研究还是凤毛麟角，彭老师几乎是最早开展脑成像研究工作的心理学者。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前沿性，为后来我去海外深造打下基础。

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申请直博的机会。在彭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下，我申请并通过了直博考试，顺利转入博士学习阶段。我一入读博士，彭老师就力荐我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去美国 Northwestern university访学一年。

当时是 2003 年，在那时连个人出国深造都还是小众选择。更不用说很是在读书期间以联合培养的形式出国，这在身边同学里更是从未听闻。彭老师的眼光一向放的很长远。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紧跟学术前沿。推举学生走向国际级的合作，就是保持学术领先的极佳途径。

记得在 911事件后的几年，美国签证形势异常严峻，当时还有一位优秀的师姐因此遗憾错失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在我申请的时候恰逢形势稍有松动之时。当我幸运地拿到签证时，彭老师那份兴奋和惊讶的神情，至今清晰如昨。

我开启赴美学习生活后，和彭老师的互动交流虽然少了很多，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美国导师在指导，但彭老师还是一直对研究细节非常关注。至今记得我赴美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在纽约开会相见。彭老师会花时间仔细听我汇报数据分析结果，又与我、还有美方的合作导师一起讨论如何构思论文。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我的研究工作如同桥梁般跨越疆界，让跨国学术合作的种子开花结果。

我从美国回来后，很快就开始写论文准备毕业答辩。在我博士毕业之际，又得力于彭老师的推荐，将我引向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学术舞台，使我有幸在如此高的平台之上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

回首这一路，从懵懂成为研究生到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我得到的绝大多数推举都源于彭老师。而彭老师对我，从未有过任何回报的诉求。在我眼里，彭老师的关注点永远是我们的研究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如何才能把有能力的学生推到更高、更远的平台，让学术影响力结出更多结果。彭老师这样的魄力、心胸和眼界，永远是我仰望的灯塔。

当我开始自己带研究生时，我发现自己的做事风格和思维方式都是在向彭老师的高度看齐：我更愿意给学生留足自由探索的空间，鼓励他们用兴趣驱动科研，我花时间和学生一起打磨研究工作的细节，并竭尽所能地将有能力的学生推向更高的学术舞台。

令我欣慰的是，我曾将我的一名硕士生推荐给了当年我在美国的导师。如今，这名学生也已在美国学术有成，成为了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这种“托举”的精神，在彭老师、我、以及我的学生之间，完成了一场跨越三代人的精神接力。

如今，我虽已转入业界，却仍然在创新的前沿继续耕耘。我的学术根基与能力正带着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这一切的源头都离不开彭老师的启蒙指导和潜移默化影响。如果没有彭老师当年的托举，便没有我的今天，更没有我学生们的未来。彭老师虽已远去，但他播下的种子早已绿荫成林。

恩师千古，您的精神，学生定当一生守护，代代传扬。

      学生：邓园 敬叩